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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适应神学”与“中国天主教本地化教会”的关系
信息来源:四川天主教网   发布时间:2014-01-08     【收藏本页
——读《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的有感
 
第八期爱国宗教界人士研习班         罗雪刚
 
目   录
  一、刚恒毅主教、利玛窦司铎、雷鸣远司铎的“适应化”与“本地化”思想/2
  (一)、刚恒毅主教适应观/2
  (二)、利玛窦司铎适应观/4
  (三)、雷鸣远司铎适应观/5
  二、纵观天主教的在华传教史:“适应化”和“本地化”来之不易/6
  三、浅谈“适应神学”与“本地化神学”的关系/7
  四、“适应神学”是中国天主教会本地化教会神学思想的重要内容/8
 
引   言
  秋去冬来,时光荏苒,愉快而难忘的第八期爱国宗教界人士人大研习班就要结束了。
  学习期间我有幸拜读了《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一书,看了以后深受启发,感慨万分。书中刚恒毅、利玛窦、雷鸣远为了向中国人民传播天国福音和西方科技文化,背井离乡,不远万里,远离亲人来到中国,他们那种满腔热枕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特别是他们的“适应传教法”更令我深思。为此,我反躬自省,作为一名才疏学浅、德才非薄的现代中国主教,我该如何融入中国现行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变革,担当起承上启下、传承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所建立的中国“本地化”教会的历史重任?如何让基督的福音与中国优秀的五千年多元传统文化相得益彰,在共同促进中国多元文化大繁荣,恩泽中华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灵性生命中奉献自己的一生。
  我认为刚恒毅主教、利玛窦司铎、雷鸣远司铎的“适应传教法”对当代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神学”思想建设有很好启发意义。他们的“适应传教观”是值得我们今天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有识之士学习和研究的。为此,从神学的角度上,我把他们的“适应传教方法”称为“适应神学”,所建立的教会称为中国天主教“本地化教会”,并浅谈它们之间的关系。
 
摘   要
  印度天主教教史记载,耶稣拣选的十二宗徒之一的多默宗徒于公元65年—68年到中国传教(大概与佛教同年代传人中国),三年后,回印度视察教务时,被婆罗门徒所害。由于没有建立起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本地化教会,随着历史而渐行远去。汉代、唐代、元代有资料记载有很多传教士们到中国传教,特别是明末清初以利玛窦司铎为代表的传教士们,以及近代的雷鸣远司铎和刚恒毅主教在中国传教时,努力探索和总结他们的“适应传教法”,为建立今天的中国天主教神职人员管理的本地化教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天主教会应该研究他们的“适应传教神学”,这样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建立适应当今中国国情和教情的新时代本地化中国天主教教会。本文主要根据《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书中三位传教士探索的“适应传教法”为主线,研究他们在建立中国天主教本地化教会过程中所起的先知角色,以及他们积极身体力行探索的“适应传教法”对当代中国天主教建立本地化的启示意义,在此我浅谈“适应神学”与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神学”的关系。
 
  关键词:适应神学         天主教 本地化      关系
 
  一、刚恒毅主教、利玛窦司铎、雷鸣远司铎的适应化与本地化
  (一)、刚恒毅主教的“适应观”
  刚恒毅主教:(1876—1958年),字高伟,意大利人。 1899年12月晋铎, 1918年任教区副主教,1920年4月30日擢升为Fiume教区宗座代理主教,1921年晋升为主教。1922年6月受教宗派遣为罗马教廷首任驻华代表来到中国,协助全国各主教开展教务工作。1933年因病回国,1952年荣升枢机主教。
  1924年他在福建视察教务时感慨说:“三百年的福建传教区,外国主教把他变成了修会的受封地,代代相传,无意建立本地教会,假如宗徒到罗马,三百年仍由犹太人当主教,罗马是否能归化?”刚恒毅主教在见法国领事时明确表态:“传教纯粹是超性的工作,耶稣建立了一个至公的教会,在法国是法国人,在美国是美国人,在中国就是中国人。我不愿向中国人要可恶的特权,只要求自由传教和兴学,以及保障教会财产权。”
  在华11年间,刚主教巡视了中国天主教大部分地方教会。1924年在上海胜利召开了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天主教会议。会议确定了全国共同的传教宝典:“中国人归中国人”,绝不建立一个殖民教会,培养本地神职人员管理本地教会,实现中国化的天主教会。
  刚主教在总结他在华的工作经验时说:“传教工作就像是植树,到了一定年龄就不在增长了,只有加以修建和移植他处,否则永远是一棵树,不会成为树林,传教士建立了教会,把树种好后,就应该让本地园丁去照顾它,才能欣欣向荣。”“传教士应有一点“适应”精神,应该尊重中国文化和善良风俗。”
  在他回忆录《在中国耕耘》一书中,刚恒毅主张:在教务活动礼仪上应更加中国化,以“适应”中国教徒的习惯。“经文本地化”;“修院本地化”;“祭品本地化”。在他看来“只要天主教基本精神能体现,就不拘泥于教义的完整性和教规教义的约束性,只要任何外在形式会使中国人感到陌生和反感,就有必要加以变通和调整。”为了培育优秀的本地神职人员,他鼓励各教区成立修院,使教会中国化。他殷切期望中国教会能“自立、自传、自养,在本乡本地根深蒂固,繁荣起来。” “为了最终实现基督宗教同本土文化的深刻相融,天主教会在中国必须超越国外列强以及西方文化的自我认同。”
  在“适应化”原则的指导下,刚恒毅主教立足于教会初创时期保禄宗徒的传教原则和“利玛窦传教规矩”(康熙皇帝所称),摈弃了传教士以往有意识在传教区移植西方文化、习俗和观念的殖民传教做法。针对中国文化的特质,他进行了一系列本地化的有益尝试。”
  在中国任教廷大使11年(1922年—1933)期间,1926年率6位中国神父前往罗马接受教宗比约十一世祝圣为主教;把中国教区重新划分为17个大主教区,1929年创立了一个中国人的修会——主徒会。传教区由57个增加到121个,中国籍的主教由零增加到23位,中国籍的司铎1600位,3000位中国籍修女。设立本籍教区、本籍修会、修建中式教堂、主张圣像、教会圣艺及神学中式化、教会礼仪本土化等,为建立中国本地化教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初步实现他“中国教会归中国人管理”的梦想。
  (二)、利玛窦司铎的“适应观”
  利玛窦司铎:(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1582年利玛窦司铎受范礼安司铎的邀请到中国肇庆传教,到了肇庆以后他对自己在中国的使命有一个准确的定位,首先他坚定地把自己摆在传教拓荒者的位置,必须主动“适应”当地文化、生活习俗、风土人情,使自己的一言一行能被当地人接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此,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自己的传教尝试,为后人摸索出一条适合福音在中国传播的正确路线,希望自己探索出的传教经验能够为福音在中华大地的播种和丰收做出历史性贡献。
  利玛窦司铎对当时的中国国情,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风土民情、以及宗教与皇权的关系,均有比较客观深入地了解。利玛窦司铎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古老大国,具有十分稳固的传统文化。在这样一个同西方文化有着很大差异的伟大国度里传播福音,必须特别注意“尊重中国文化;服从中国政权;遵守中国法度;了解中国国情,适应中国国情,善待友教”。正是在这种坚持“适应”的传教思想的指导下,利玛窦司铎脱下僧服、穿上儒服,放下刀叉、拿起筷子,读四书五经、练中国书法,同中国士大夫和普通民众打成一片;遵守中国法律,依法申请设堂传教;体谅地方民意,妥善处理民教纠纷;他顺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他还提醒在华传教士:要谦抑、审慎,不要招摇、轻浮,以免被官府误认。
  利玛窦司铎在他的适应思想的指引下,经过不断地探索和总结,他创立了一套适应任何时代和环境的“适应传教法”(被康熙皇帝后来称为“利玛窦规矩”):1、入乡随俗,融入中国文化;2、服从政权,尊重中国政府;3、适应国情,遵守中国法度。这位先知性的传教大师于1610年(万历38年) 5 月 11 日因病卒世于北京,他逝世时京都内外天主教徒已有2500人。其中有号称“圣教三杰”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开辟了在京城内外传教的可喜局面。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评价利玛窦司铎说:“利玛窦司铎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司铎如此地道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他又说:“利玛窦司铎坚定信奉基督,不会损害中国文化,相反会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完善……。
  利玛窦司铎在中国传教28年,不仅奠定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第一块基石,而且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第一位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架起文化桥梁的欧洲人”。他翻译撰写、介绍西方天文、史地、数理等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著述多达20余部(篇),其中有多部被收入《四库全书》。
  (三)、雷鸣远司铎“适应观”
  雷鸣远Vincent Lebbe (1877年~1940年)。1877年生于比利时冈城,早年入巴黎修道院学习,后加入遣使会。
  1901年来华,1902年在北京晋升司铎。1912年到天津传教,1919年因老西开事件回欧洲,1927年再回到中国,为了做一位地道的中国人,1928年50岁时的他申请加入中国国籍,1940年6月24日在重庆去世。他在中国的传教方法是:
  1、传教要“适应生活”
  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雷鸣远司铎尽量全力使自己中国化。他努力学认中国文字,读中国书,吸收中国文化;写信、写日记或其他文件时,尽量用毛笔,故能写一手漂亮的行书字;他也学会一口流利的中文,后来还是一位演讲高手。雷司铎入境随俗,跟中国人一样留发辫;学习中国人吸长烟袋;吃饭时使用竹筷;他常是终年身着蓝布长衫,布鞋一双;他骑着脚踏车长途跋涉、奔走于乡村城镇间。传教士降福教友时都用拉丁文,而雷司铎则用中文降福教友,当时的天主堂普遍挂法国旗,雷司铎却在其圣堂住所,撤去法国国旗,而改挂当时中国清政府的龙旗,以表天主教是爱国的。
  2、传教要“适应时代”
  雷鸣远司铎在中国传教时正遇国共抗日,为了适应时代,他创办《益世报》号召教友和全国人民一起团结抗日,主张“抗日成圣”。抗战初期,一个教会学校,请他作三天的精神修养指导,他的中心思想竟是“抗日成圣”,成圣在天主教是最高境界,是最神圣庄严的工作,他竟适用到抗日上,不是一心一意至诚爱中国的人,谁能想到这点,并能如此活用教会的精神指导呢?
  有一年圣诞节,他被邀请在西安圣堂讲道,他第一句话就是“打倒帝国主义”,人们很惊奇,在圣堂讲道的庄严境况中,怎么能喊这样的口号,雷司铎接下去,讲述了耶稣终生以爱战胜世界的革命精神。1928年50岁他为了彻底爱中国,依然申请加入中国国籍,60多岁高龄的他甚至组织他所创立的修会司铎、修女和教友600余人上战场救死扶伤,这样的爱国情操真实感天动地。因为他认为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应兼顾该环境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一个处境。传福音者应针对这个处境开展福传,传教原则就是要“合乎时代”。雷司铎在中国传教期间,亲自创建了四个团体:“辅助传教会”、“耀汉小兄弟会”、“德来小妹妹会”、“国际鸣远小组服务团”,这些均为适应当时的福传处境而设的。
  3、主张建立“本地化教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和中国教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在“保教权”下的中国教会也成为精神殖民地,身在这样环境下的中国人大多数认为法国就是天主教,天主教就是法国,从此中国天主教戴上了“洋教”的帽子。雷鸣远司铎主张坚决改变这种局面,中国教会必须由中国人来管理,极力反对把中国教会办成各修会的殖民地教会。
  所以,雷鸣远司铎极力主张“中国归中国人(中国教会归中国人管理),中国人归基督”的“适应传教法”:培养中国司铎;由中国司铎管理中国教会。在他多年的努力下和刚恒毅主教的大力支持下,1926年10月28日有6位中国籍的司铎在罗马由教宗比约11世亲自祝圣为主教,雷鸣远司铎被特邀参加,礼仪中他感动地热泪盈眶。从此,天主教从第一位中国主教罗文藻(1673年)到1926年253年间才实现了从“适应化”到“本地化”的中国主教管理中国天主教本地化教会的良好局面。
  二、纵观天主教的在华传教史:“适应传教法和本地化教会”来之不易
  据传耶稣的十二宗徒之一的“多默宗徒于公元65—68年搭乘商船到达中国,在京城建堂布道。后从中国返回印度,被两名婆罗门徒杀死。”......(印度马拉巴主教所著《迦勒底史》)到现今已有1948年。由于没有建立扎根与当时社会相适应的本地化教会,随着历史而渐行远去。
  利玛窦司铎在他 《基督教远征中国记》的书中也写道:“鉴于我们从马拉巴地区迦勒底文圣经抄本中收集的资料……是圣•多默本人把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他确实在这个国家修建了教堂。利玛窦指出,佛教是在耶稣纪元65年后从印度传入的,这正是耶稣门徒传播“基督教义”的时期。据此可肯定,中国人这时已听说过《福音书》里的真理,并受感动而想学习,但或因使臣的错误,或因他们所到国家对福音的敌意,结果却使中国人接受了“错误的输入品”。
  元朝时期,1293年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若在元都传教,他在华传教的十一年中,施洗6000余人,到1328年在中国去世时,发展的信徒达数万人之多。  35年间建立了一批教堂,但至1368年因朱元璋建立明朝时,随元朝灭亡而这逐渐消亡,至今已有720年。从1582年利玛窦司铎受范礼安司铎邀请到中国传教已经430年。
  通过梳理天主教在中国简单的发展史,我们这些现代的传教们,不得不敬佩那些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福音忠仆,他们不远万里,背井离乡,用鲜血和生命探索中国天主教从“适应”到“生存”;从“生存”到“发展”,完成了中国教会由中国人管立的“本地化教会”的质变。对于今天的中国天主教教会来说我们应该领会“适应传教法”的深远意义和历史意义。
  三、浅谈“适应神学”与“本地化神学”的关系
  “适应”词义解释说:当环境(客观条件或需要)改变时,机体的细胞、组织或器官通过自身的代谢,功能和结构的相应改变,以避免环境的改变所引起的损伤,这个过程称为“适应”。因此“适应”就是为了更好的生存不断改变自己,目的是为了自己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因此我认为适应是调理的过程,不是目标和终点,而“适应”有主动和被动,“适应”如有“活跃”的“适应”思想,就有“活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提醒我们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
  “神学”:我认为是基督宗教的专用名词。对象是以相信、研究天主的存在和天主与人、人与天主的超性关系,以及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践行信仰。
  “适应神学”就是在思想观念上、行动和发展上从福音传播之初就应主动积极适应当地的国家政治、社会制度;民族文化、风土人情,善待异教、和谐众人。主动地引导基督信徒重新整合自己的人性生活和灵性生活,从而自由地表达和实践自己的信仰。因此基督徒皈依以后就应该更加积极地融入社会、和谐地处理好自己和他人、天国公民与国家公民、超世和入世的关系。为此我认为教会在适应上应该起引导作用,积极建立一套适应每一个时代的本地化神学,这样的“本地化教会”才能与时俱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适应时代。
  但“适应化”和“本地化”应该是有区别的,“适应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动态形式,不是终点,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本地化”。所以当实现“本地化”以后,还要不断的“适应”,以便更好地为“本地化”服务。因此“适应”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不是目的,而“本地化”才是目的。“正如本书中说:“适应化”和“本地化”不可一概而论,而是有着本质的差异的:“本地化”是将福音的信息落实到一定的既定文化当中,使基督信仰的经验不单借着这一文化的因素表现出来,成为一股力量,去鼓动、指引和个性这种文化,一方面,它在这文化之中产生一种新的合一与共融;这样它也丰富了普世教会。”
  “适应化”和“本地化”虽有区别,但也不可截然分开。在某种意义上,“适应化”和“本地化”更像福音在某一文化中从扎根到结果的不同阶段的概括,正如从“蛹”到“蝶”的飞跃,很难想象一个可以跳过“适应化”而直接达到福音在本地文化中开花结果、反哺和推动本地文化以及普世教会文化的“本地化”形态,正如佛教在中国经历的完美转型。”
  事实上,“本地化”一词,八十年代才出现在教会官方的文献中。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是第一位谈论“本地化”的教宗,在九十年代他初给“本地化”这个概念的定义是:“本地化”是福音信息在本土文化中的道成肉身,同时它又把这些文化引向教会的生活。
  如今国内国外,教内教外有很多神学家、宗教研究专家都在认真研究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教) 发展史和神学。如“本地化神学”、“本土化神学”、“本色神学”、“处境神学”、“归正神学”、“母语神学”、“汉语神学”.....。如今天主教教会常用的“本地化”、“本土化”较多,
  我认为“本地化”和“本土化”严格说是有区别的,为了体现天主教福音精神和教规教义,应该采用“本地化”。目前教外围绕中国教会适应方面的“本地化神学”研究,百花齐放、琳琅满目,甚至有的专家说有点“越俎代庖”了。这句话告诫我们为基督宗教服务的神职人员缺乏对本宗教生存发展的思考,特别是缺乏有关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适应神学”研究。
  根据《圣经》中耶稣的“降生神学”和宗徒们的传教圣训,纵观国内外天主教的发展史,我认为“适应神学”是建立“本地化神学”的基础,没有“适应”化的神学思想作支撑就不可能建立“本地化神学”思想体系。因为先有“适应”思想,才有“适应”行动,也才有“本地化”的结果。
  《圣经》告诉我们天主父用了六天的时间从无中创造了万物,不需要什么条件和人与他合作。但由于人类犯罪,远离了天主创造人的目的,犯罪远离了他。因此在天父的救恩计划中,天父为了爱世人,实现他拯救人类的目的,却需要借助人的合作。所以天父竟然派遣他的独生子藉“人形降生成人”与人相似(玛:1:18—26),与人同吃同住,且身体力行地传扬天国爱的福音,使人心甘情愿地接纳他,并因他而得救。所以耶稣降生救恩史实际就是一部“适应人类的“救恩神学史”,也被称为“降生神学”(incamational tholgy)。
  《圣经》中保禄宗徒的“为了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人”(Omniaomnibus)的“适应传教法”就是他的适应神学思想。保禄宗徒说:“为了争取犹太民众,我就将自己变成犹太人,和犹太人在一起。为了和遵守律法的人在一起,我就守法,尽管我不需要,但这么做,就能争取到那些遵守律法的百姓呀!为了要和那些没有梅瑟律法的人在一起,我就做个律法之外的人,为了赢得那些意志比较薄弱的群众,我就去他们当中做个软弱的人。总之,为什么样的人,我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尽一切努力拯救他们。我如此努力就是为了福音,无非是想与人同得一份福音的恩泽。”((格前:9:20—23))
  四、“适应神学”是当代中国天主教会本地化神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抚今追昔,展望未来。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史如从利玛窦1583年到中国传教已经430年。可以看出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史上是一部艰难曲折的“适应史”,这部“适应史”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中国天主教教会深思和反省的,特别是当年影响天主教发展的“礼仪之争”更值得我们当代中国天主教界的神职人员深刻反思。
  当年利玛窦司铎创立的“适应传教法”,得到了当年康熙皇帝的赞赏,在“礼仪之争”初期,甚至被他称为利玛窦规矩,为当时天主教的发展带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利玛窦司铎1610年去世以后,其接班人龙华明和几个修会抛弃了他的传教方法,没有认识到传教要积极适应社会、融入当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1633年联合反对利玛窦允许信友的“尊孔祭祖”的传教法,并上报教廷。教会当局1643年开始介入,1704年11月20日教宗格勒孟十一世下令中国传教士和教友禁止“尊孔祭祖”,特派多罗到中国宣布禁令。1710年9月25日又再次发通谕强调。1742年教宗本笃十四世也发禁止令,一直到1939年教宗比约十一世允许中国教友“尊孔祭祖”,直到1942年才在中国境内宣布解除令,允许中国天主教教友可以“尊孔祭祖”,教会的禁教令时间长达238年(1704年——1942年)。
  教会当局这种禁止中国传教士和信友们“尊孔祭祖”的传教令,也导致清政府下禁教令,此禁令自清朝中叶开始,公元1717年,康熙66年下令凡不遵守“利玛窦规矩”,领票印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境。此令至止公元1846年道光26年才颁布谕旨驰禁天主教,归还天主教教会财产,1858年(咸丰八年)才允许自由传教。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几代清朝皇帝,时间长达141年之久。
  为此,“礼仪之争”导致天主教失去在中国传播的大好时机,不但影响了中国天主教建立本地化教会的进程,而且也影响了二百多年的中西科技文化的正常交流,这一历史的惨痛教训是值得今天关心中国天主教健康发展的每一位中国天主教信友深思的。
  如今,通过无数先贤和爱国爱教有志之们探索的“适应传教法”,已经完成了书中利玛窦司铎、雷鸣远司铎、刚恒毅主教所期望的中国教会归中国人(中国归中国人)管理的本地化教会,在这盛世昌明的改革时期,让我们在福音精神的光照下,继续探索适应中国政治制度下的新型“适应”传教法,努力建设适应新时代的、与普世教会共融的新型的本地化中国天主教会。
 
主要参考资料:
  1、《圣经》
  2、《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主编卓新平、刘国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天主教在线——天主教图书中心《在中国耕耘》之“上海会议”——刚恒毅著
  4、(《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5、《本色之探》——张西平、卓新平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4月出版。
  6、《龙与上帝》——董丛林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2月第一版。
  7、(《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出版社,1994年第503页)
  8、《中国天主教》双月刊杂志,2010年5期
  9、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理论与实践——徐锦尧司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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